作者｜徐衍明「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原副巡视员」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19期

1984年，而立之年的我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参事室工作。在参事室的30年间，有12年被安排在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身边工作并且为他服务，直到他1996年1月去世。在多年的共事期间，资耀华先生既是我尊敬的领导，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我对他也产生了尽心尽力做好服务工作的朴素愿望。由于工作的有利条件，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到资耀华先生一生中风云际会的不凡经历和感人至深的故事，他那崇高的爱国情怀、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富有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令我终生难忘。恰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成立60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资耀华先生，回忆他在党的统一战线以及新中国金融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留学日本结识良师益友

1900年4月，资耀华先生出生于湖南耒阳县（今衡阳耒阳市）,1916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留学。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期间，他与田汉（1898～1968年，湖南长沙县人，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同在一个学校就读。两人虽然不在同班上课，但居住的宿舍只有一墙之隔，加之都是湖南老乡，他们很快就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有一次，资耀华突发危重疾病，及时被田汉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病愈后的资耀华从此视田汉为救命恩人。在日本留学间，资耀华先生还结识了另外一位良师益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1905～1993年，湖南永州人）。资耀华与李达保持着密切的思想沟通和交流，这段经历对他其后的成长道路产生了较大影响。田汉和李达都早于资耀华离开日本回国。20多年后的1949年9月，资耀华与田汉、李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代表会议上重逢。昔日的三位青年才俊，如今已成为国之栋梁，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齐聚盛会，共商国是。抚今追昔，资耀华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首任参事室主任

1926年，26岁的资耀华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毕业，1928年入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其间历任该行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33～1934年，资耀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和考察。这两次美国之行，资耀华对西方经济特别是银行业有了深入的了解。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耀华就撰写出版了《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等专著，这些前沿性研究，对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资耀华作为平津（北平和天津）代表团6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会议。此次大会上，资耀华被分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参与研究草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日后制定新中国宪法打下坚实的基础。1949年10月1日，资耀华应邀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特意把资耀华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握住资耀华的手说道：“哦！你是天津来的，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很好！很好！”

1958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约谈资耀华。曹菊如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设立一个参事室，想请你组织筹备工作并担任参事室主任，你有什么意见吗？”资耀华稍作思考，坦率地说：“成立参事室我坚决拥护，愿意尽力而为，但参事室主任一职，则不敢担任。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参事室只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才能把工作搞好。所以主任一职最好另选党员同志来担任。”曹菊如听了笑着说：“是不是党员关系不大，我会派党员副主任及党员秘书来帮助你。你在工作中若遇到什么为难之处，还可以直接来跟我说，一切都不必担心。”但说来说去，资耀华还是反复陈情，一再推辞。最后，曹菊如不得不搬出“尚方宝剑”。他对资耀华说：“这个决定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的，不久总理就会有任命书下来，请你不必再推托了！”1959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资耀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从此，资耀华就与新中国的金融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新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党和政府号召在全国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资耀华认识到，金融行业也应当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尽快开展公私合营。1949年9月，他参加完全国政协第一届代表会议回到天津后，立即向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汇报，表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愿意第一个带头参加公私合营。黄敬市长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似乎为时过早。资耀华进一步分析说：目前私营银钱业太多，先让一两个私营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作为试点也是可以的，符合党和政府发出的号召。黄敬市长最后同意了资耀华的建议，当即亲笔写信介绍资耀华去北京中央财经委员会与薄一波副主任晤谈。随后，薄一波又介绍资耀华去跟私营企业局商议，并转告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南汉宸行长同意了资耀华的意见，但指出必须先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作出正式决议，然后向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呈文申请。

根据南汉宸行长的意见，资耀华先生赴香港请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并由陈光甫董事长派出副董事长及常务董事等在北京召开常务董事会进行表决。根据董事会决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于1950年5月26日和5月29日两次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公私合营申请；6月3日，南汉宸行长将申请转呈中央财经委员会及周恩来总理；6月9日，周总理批示同意；6月10日，南汉宸行长将意见批复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向其派出9位公股董事。1950年7月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宣布公私合营，以实际行动率先为新中国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榜样。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整个转制过程中，资耀华始终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与民族资本肝胆相照，以敏锐的政治觉悟和专业的政策素养，大胆建议，谨慎操作，为全国银钱业开展公私合营带了好头。

从1950年第三季度开始，全国各省市金融业陆续实施公私合营。1952年，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资耀华先生建议组织开展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此建议报经总行后得到认可。1952年第三季度，资耀华被派赴上海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筹备工作。所谓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谈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当时全国各省市共有银行、钱庄、银号数百家，系统各异，良莠不齐。要对这些机构进行裁并改合，涉及大量的财务处理、人事安排等棘手问题，工作极其繁难。经过半年多的讨论，在人民银行总行及上海市分行的领导下，1952年12月正式成立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银行，并决定在北京设立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选举产生了一个代表性相当广泛的董事会及常务董事会。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设主任（后称总经理）1人、副主任（后称副总经理）6人。由于编制有限，联合总管理处又在董事会内设财务、研究、调查、设计等几个委员会，但还是不能满足业务的需要。南汉宸行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指示资耀华组织一批年富力强的人才，从1953年开始专门从事搜集、研究、整理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资料的工作。

呕心沥血修史著典

1959年人民银行参事室成立后，从联合总管理处接手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坚持到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数十人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历经艰辛与挫折，搜集、整理、翻译了近千万字的文稿，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完成了一套关于中国近现代货币与外债发展历史的资料编写。其中包括：《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上、下）》，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7，南京政府时期及北洋时代》，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国民党时期》，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991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些历史资料汇编都是在资耀华领导和组织下完成的，填补了我国近现代货币与外债历史资料的空白，为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开展分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献。比如，我国外交部门就曾经引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的内容，与有关国家谈判解决相关外交事务并取得成功。

为了完成这套历史资料汇编，编撰人员走访有亲身经历的知情人士和老同志，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去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各种书籍报刊，搜集了许多珍贵文献。为了深入了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外国银行在中国内地的发钞情况，资耀华还特别委托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同志从大英博物馆搜集到不少宝贵的资料。由于这些资料都是英文原著，资耀华便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翻译整理。

正当此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时,“文革”十年内乱开始，整理出版货币史资料的工作被迫停止。1969年，资耀华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出发前他想到，此次下放不知何时才能返回北京，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参事室那近千万字的货币史资料。这些资料凝聚了编撰小组几十年的心血，无比珍贵。资耀华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宁可少带生活用具，也要把这几十大箱宝贵资料随身带到河南。在“五七干校”期间，这些资料成了资耀华的精神寄托。在农村劳动之余，他废寝忘食整理资料，并对从英国伦敦寄来的大量英文资料进行了翻译。资耀华离开“五七干校”回京时，他特意搭乘汽车，亲自把几十箱资料护送回家妥善保存。这近千万字的资料，为后来陆续出版的历史汇编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几部历史巨著都是在资耀华先生直接主持和参与中完成的，他实际上承担了主编的职责，但书籍出版时他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而是在书上标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著”。此举足见资耀华心胸坦荡、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

创立中国金融学会

资耀华先生重视金融理论研究，主张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基于自己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资耀华很早认识到，要发展好新中国的金融事业，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为此，他向人民银行领导建议成立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组织，并得到了南汉宸行长的赞许。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上，资耀华正式提出设立金融学会。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做出了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的决定，南汉宸行长任学会理事长，资耀华任学会副理事长。在学会筹备工作初期，资耀华邀请北京大学陈岱荪、樊弘和人民大学吴大琨等专家学者及业内工作者，共同探讨如何将学会的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际金融工作。资耀华为学会的组织筹备、学术研究和开拓创新花费了大量心血，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金融学会倡导者和主要创立者，为金融学会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和金融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资耀华非常重视谏言资政。他曾向南汉宸行长建议：中国的银行体制应采取中央银行为核心的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应作为中央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及储蓄银行体系；对旧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金融实践，如票据交换、债券市场及银行经营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业也可以大胆借鉴。受制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资耀华的这些建议和设想未能实现，但也反映了他对现代银行体系一般规律的深刻见解。直到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资耀华关于现代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的远见卓识终于逐步成为现实。即使到了晚年，资老先生也一直活跃在调查研究、建言资政的第一线，他有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专业银行体制、人民银行贷款以及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等主题的调研建议均被采纳，为我国金融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祖国赤胆忠心

资耀华的一生充满了爱国情怀。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一些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训令其组织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统筹控制华北的财力物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接到聘书——委任他为华北经济委员会的委员。资耀华十分清楚，设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服务于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伪政权，当它的委员无异于成为汉奸。他打定主意，宁可牺牲生命，也决不妥协担任此伪职。他未与别的同行商量，毫不犹豫地将聘书原封不动挂号退回。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初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游行示威运动。资耀华对学生充满同情，暗中资助其费用。有学生到银行来卖自刻的图章，他便用买图章的名义给以援助。有的学生们暗中到资耀华家中取款，他就鼓励他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时，国民党对各大学的“反蒋”学生都有黑名单，随时照单捕人。为了躲避迫害，不少学生从平津投奔解放区。资耀华先生有一个内侄女在北平燕京大学上学，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她经常利用资耀华在天津的寓所掩护学生。她让这些学生在资耀华家中暂住，等待时机离开平津转往解放区，资耀华还设法从旅行社为这些学生代购离开天津的船票。

新中国成立后，资耀华怀着对人民政府的满腔热忱参政议政，积极建言。解放初期，一些人想改换“中国银行”的名称。资耀华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一定要保留住享有国际信誉的“中国银行”这块牌子。事后证明，保留“中国银行”名号，实际上为国家保存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有利于新中国经济建设。

资耀华的爱国情怀也体现在他对人民的博爱之心。每当国家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单位组织慈善活动，资耀华总是慷慨解囊，踊跃捐助。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成立不久，资耀华先生让我到基金会代他捐款。当我把捐款凭证交给他老人家时，他脸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我从中看到他对祖国未来所寄予的无限关爱和美好期望。

1996年1月23日，资耀华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中央统战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对资耀华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对本文给予了支持)

（责任编辑 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