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 
作为记录时间的工具，手表自诞生之日起便为世人所着迷。每一款手表都住着一个灵魂，无论是简朴凝重，还是高贵奢华，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诠释着你和光阴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手表属于奢侈品，谁家如果能有一块国产的机械表，几乎就和今天“德国制造”的徕卡相机镜头一样牛逼。如果是进口表，就像今天的德系汽车，在和别人介绍时更会着重地强调一下产地，特别有面子。
那个年代，男人娶亲时将手表、自行车作为首选的聘礼。家境好的还要再加上一台缝纫机，那就锦上添花了。现在看来，手表的价钱是毛毛雨了，但在那时却是天文数字，要辛辛苦苦地积攒许多年。
那年代，全得胜堡也没有一块表，掌握时间全靠鸡叫。鸡叫三遍，冬天约摸五点，夏天更早。所以，农民甚时候起炕，全凭鸡婆提醒。到了上工的时分，穿戴好，拿上红宝书，就等队长吹哨（这时已经不是敲铁了），集中到队部进行“早请示”。全队主要劳力都到齐，需要一个小时。然后列队分成两排，站在主席像前唱《东方红》，接着在队长的带领下手拿红宝书喊“万寿无疆”，一天的营生就算开始了。至于白天全靠看阳婆的高低了，天阴的日子，依据生物钟，也能估摸个差不离。
六十年代初，表姐夫刚入伍就买了一块国产表。连长知道后多次批评，说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吓得他再也不敢戴了。
那年表姐夫从部队上回来探亲，表弟寸步不离。大人们在一起说话，他总是站在旁边，两眼紧紧地盯着姐夫手腕上明晃晃的手表。一天，他壮着胆子说：“姐夫，让我戴戴你的表行不？”表姐夫笑了笑，把手表戴在了他的手腕上。那一会儿，表弟美得简直兴奋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表姐夫可能怕他把手表弄坏，戴了大约一分钟就要了回去。
表弟上初二那年，堡子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商量着国庆节去丰镇看热闹。没钱买车票，他们只好约定步行去。为了在丰镇城里多玩一会儿，因此就把出发的时间定在凌晨三点。那时，得胜堡就饲养院有一只闹钟。为了准确掌握时间，所以那晚他们就让三猴睡在饲养院的大炕上看时间。悲催的是，三猴没看对长短针，凌晨一点就把大伙喊起来上路。二十多里路，走到丰镇天还不亮。他们没地方去，只好坐在铁路旁看南来北往的火车。大约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天才慢慢亮起来。表弟说，如果有一只手表，哪怕是一只破手表，他们也不至于白白地浪费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或更远一段时间，手表绝对是身份、气派的象征。在农村，手表似乎成了“吃商品粮”“拿工资”的标志。买车票、买电影票，手伸进售票窗口，再挤再乱再多的手在一起挥舞，服务员也总是优先戴手表的那只。那年头，两人若是在路上碰到了，问一声：“同志，几点了?”那是最好的恭维话。
那时，得胜堡有一位戴手表的民办老师，一年到头，那怕是数九寒天，衣袖依然卷到恰到好处的位置。问一声：“同志，几点了?”他总是极为职业化地把手往天空一伸，晃动数次，然后快速收回，认真察看，准确地告诉你是北京时间几点几分几秒。
那个老师喜欢在公共场合露脸，为乡亲们义务报道准确的分毫不差的“北京时间”。可是，得胜堡卖肉的那个老汉却看不顺眼，有一次还气呼呼地跟人们说：“我最讨厌那个圪泡啦，狗爪上戴一块破表，老在额的肉摊上扫来扫去，问猪肉多少钱一斤，又不买!”
七十年代末，表哥二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虽然家里底子薄，经济不宽裕，但基于他当时民办老师的身份，前来说媒的人还是有的。但一旦彼此相亲见过面后，不知为何，总是无疾而终。事后终于有人传了话过来，说是既然当老师，手上咋就连一块手表也不戴。
如此说来，纵然二锁一表人才，也与当时小干部的流行打扮相契合，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突兀的两支钢笔笔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却到底因为伸出手来，手腕上看不见手表，而让闺女们心里起疑。
排除万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二锁最后一次相亲便采取了“草船借箭”的策略。临行前，硬是跑到公社教育组，找教育干事借了一块手表。自然这次的功夫没白费，他彼时的新娘，就是今天我已年近古稀的表嫂。
记得我曾经打趣地问过表嫂：“嫂嫂，你和二锁是咋认识的呀”？表嫂说：“咋能认识呀，那时候都是媒人介绍的，见一面就结婚了。”我又问：“你凭啥见一面就看上他啦？”表嫂说：“还不是因为那块表，但是见了一面后就再也没有见他戴过了。”
二锁成家时，雁北娶媳妇已开始流行 “三转一响”。按说庄户人看阳婆过生活，要手表也没有。但人家女方索要，表哥没有办法，只好七挪八凑地给女方买了一块“钟山”牌手表，也叫支农表，三十元一块。过门后，新媳妇天天挽起袖子戴着表在村里晃悠。有人知道她不识字，故意问她：“你戴着表呢，给咱们看看几点啦？”表嫂抬手腕眊眊，再抬头瞭瞭日头，说：“十一点啦。”
表嫂也一天书也没念过，一次问我几点了，我说：“五点五十啦。”她说：“哦，才五点多？”
儿时，从谍情小人书、收音机的故事会中，获悉手表是识别特务的标记。梅花表是我读初小时知道的第一种也是唯一的洋表，因为大叛徒大特务都是戴梅花表的。
那时最好的游戏就是在手腕上画表。记得我还专门用圆珠笔画上去，这样不容易洗掉，“戴”的时间可以久一点。有时为了把手表画的圆些，就用墨水瓶盖盖个印印，现在想想真的挺有趣。虽然手腕上的表针不能动，却带走了我最宝贵的时光。
父亲有块瑞士表，是五十年代初节衣缩食买的。对于那块进口名表，我一直非常崇拜，总喜欢把它从父亲的手上取下来把玩。拧一拧发条，或者盯着转动的秒针发呆。因为年幼，那时我看不懂几点几分。
小升初考试时，父亲曾借给我戴过一天。那时，穿白网鞋小皮鞋的小女生都会被同学说成是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戴进口手表了。现在想想父亲胆子也真大，居然给小学生的我戴表，也不怕弄丢。
记得在读初中时，一天早上，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在上操时举起双手向同学们呼喊：同学们注意了！只见他的手腕上有一块明晃晃的手表。同学们都在惊喜地相互转告：快看，张老师买表了！不言而喻，张老师挥动着双手充满了喜悦与自信，他的目的巧妙地达到了。但只过了半年，张老师的表就丢了，他为此郁闷了好几天。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母亲就吩咐我，花钱要仔细，节约下钱买上一块好表。从此我把母亲的话铭记在心，数年如一日地节衣缩食，为拥有一块手表而艰苦奋斗着。
我的第一块表是1970年母亲给买的，上海牌全钢男式手表，一百二十元。听母亲说，这块手表买的很艰难，因为按百货公司的规定，买表不仅要票证，还需要单位革委会审批。单位革委会必须在票证的背面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商店才予以受理。记得联营商店发的那张购货票，背面印着这样一段话：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内容的确非常搞笑，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幸亏市立医院分管后勤的科长和母亲是老乡，母亲才得到了那张购货票，并在背面加盖了医院的公章。
手腕上第一次戴表的日子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节日，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也招来许多同事的艳羡。那时，我只要没事时，就会把手表置于耳边，聆听那“嚓嚓嚓嚓”的欢快节奏，还有全钢的那种轻微而清晰的金属回音，那真是一种无比美好的享受。
我十分爱惜那块表，干活时用手帕垫在腕上，防震防水。只要表蒙子有一点污渍或划痕，就用手绢蘸着牙膏慢慢地抛光，否则就会心神不宁。
那块上海表，无法以货币价值来衡量。虽然花费了母亲数月的工资，母亲也没有丝毫感情投资的理念。它在我心中的价值无与伦比，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的亮点，凝聚着真爱、永远闪烁。
如今很多人都不愿戴手表了，要戴就戴名牌表，手表成了身份的标志。名牌表好几万元一块，戴手表成了成功男人的象征。
由于我胸无大志、自甘平庸、得过且过，自从流行石英表后，手腕上就再也没有戴过表了，有了手机之后更觉得戴手表没有必要。虽然后来，我也逐渐地意识到男人还是应该有一块好表，因为它不只是看时间的工具，更能体现佩戴者的品位。但是，因为囊中羞涩，始终未能如愿。
前不久煤老板张总从美国回来，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一起为他接风。他打开了一瓶路易十三请大家品尝，举手投足间有样东西甚是晃眼。见大家的目光追踪着他的手腕，他于是将腕表摘了下来放在酒桌上，让大家轮流观赏他的劳力士金表。轮到我时，用手掂了掂感觉有半斤重。
“在拉斯维加斯赌输了钱，一气之下去买了这块表。”张总说：“前面连号的那只让国内一位著名的影星给买走了。”
那位仁兄事业发达但平时总爱生气。他冲冠一怒买下价值八万美元的这块手表只是为了出出晦气。
“老韩啊，到了这把年纪也该戴一块体面一点的表了。”他一边对我劝说，一边把纯金劳力士戴回自己腕上。
我暗自寻思他那块表戴在我手上会如何：一来别人会怀疑其真假、二来人身安全恐无保障。于是我笑着对张总说：“等我把房子卖了再说吧。”
“哪里哪里，喝酒喝酒！”他连忙打住了这个话题，脖子一仰又喝了一杯路易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