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 
私人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的溢出效应
金融稳定，指金融市场及基础设施、金融机构运行良好，金融作为资金媒介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并抵御各类冲击的保持市场稳定的状态。私人数字货币由私人部门发行，其积极推动者将其视为一种颠覆现有金融体系的工具。因此，在某种角度上属于具有“破坏性”的创新，涉及金融基础设施的更替、金融市场的新平衡和新金融机构的诞生，从而对既有的传统金融体系造成一定的重塑力量。
这一过程中，会对金融稳定产生负溢出效应。缺乏监管的数字货币正在将金融市场引向失序发展。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效的资本形成和风险管理市场，其关键原因是传统的金融中介对客户资金负有法律责任的制度，使投资者能够通过传统金融中介在投资美国市场的同时享有法律保护。
然而，金融科技促进金融脱媒的现象更加广泛，私人数字货币更是被技术赋予“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其能够绕开传统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交易。这种特质不仅会对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清算业务形成极大冲击，降低传统金融机构的客户黏性，动摇传统金融服务业的根基。
在纯粹“P2P”的以太坊系统中，既缺乏中介监控，又游离于传统监管体系之外，容易滋生庞氏骗局、操控市场、犯罪等行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美国SEC主席用“狂野西部”形容加密货币衍生出的DeFi世界。但随着具有投资性质的私人数字货币进入传统的金融市场等现象，私人数字货币正在逐渐融入传统金融生态体系。
“银子银行”的经验表明，当同一市场中受监管和不受监管的实体之间产生竞争，受监管实体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承担更多风险，以产生与不受监管实体竞争所需的更高收益；要么寻求更少的监管束缚，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公平”竞争环境。因此，随着私人数字货币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将使整个金融体系陷入无序的状态。
易发生风险且传染迅速。私人数字货币不仅能够作为“货币”执行交易媒介职能，也能作为投资工具进行投机，私人数字货币平台多具有明显混业特征，本身就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与传统货币相比，私人数字货币是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产物，极具网络效应的优势。而且，货币的使用本身就具有自强化的网络效应，如果一种私人数字货币在一定范围内被公众普遍、习惯上认可和接受，则会迅速扩大使用范围。
如脸书等以社交网络为用户基础发布私人数字货币，由于社交平台本身聚集大量用户群体，加上网络间信息能够高速传输、交易，会对风险产生放大效应。同时，私人数字货币还能突破空间的限制，轻易跨越地区和国界。因此，一旦出现风险，会迅速在国际间传染。
根据区块链数据分析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二〇二一年八月，27种全球主要稳定币的总市值约为1180亿美元，比二〇二〇年上涨332.23%，伴随着这种膨胀式发展的还有剧烈、持续的价格波动。因此，全球稳定币极可能成为金融风险跨区传播的重要途径，成为全球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
同时，全球稳定币不仅是一种支付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其与各国金融市场中的储备资产关联紧密，而这些储备资产多为法定货币流动性资产。因此，客观上加深其与传统金融市场的联系，使风险从稳定货币领域传导到传统金融领域，从而对全球金融稳定产生威胁。
私人数字货币成为犯罪新工具，引起金融市场波动。随着现代金融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带来便利和高效服务。同时，新技术也为犯罪分子提供掩盖非法收益的新方法，为调查人员、监管者和立法者带来新的挑战。二〇一九年，犯罪活动占加密货币总交易量的2.1%，产生约214亿美元的资金转移。
二〇二〇年，所有加密货币活动中的犯罪份额降至0.34%，即100亿美元的交易量。而实际上，犯罪活动比例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〇年期间，整体经济活动几乎增加近两倍。私人数字货币凭借脱离传统银行和第三方中介、低成本的快速跨境流通、匿名加密等独特优势，已经成为非法交易和洗钱的主要渠道。二〇一一年，创建仅用比特币交易的美国丝绸之路网站。
在丝绸之路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交易全程加密，高度匿名，因此迅速成为大额洗钱、毒品交易、儿童色情、买凶杀人的犯罪温床。二〇一七年，勒索病毒“永恒之蓝”也是通过要求被攻击者以币比特币结算逃避追踪。私人数字货币洗钱交易金额巨大，会造成私人数字货币交易量和价格的急剧波动，极易引起金融风险。
更严重的是，私人数字货币难以准确追踪监测，大规模洗钱不仅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还会导致经贸监测数据出现偏差，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严重阻碍，甚至甚至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全球稳定币的出现正在引发货币发行权归属的讨论。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曾经提到“对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为什么被普遍视为是不可或缺的”，随着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奥派理论成为可能。
根据奥地利学派“货币非国家化”的观点，货币自发秩序能够避免政府在发行货币中的通货膨胀和利益再分配倾向，主张以市场竞争性货币取代法定货币。其主张货币自由竞争的深刻意义是为了摆脱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使经济能够自发调节。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内的货币竞争已经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包括各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与全球稳定币之间的角逐。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一九六一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应运而生。OCA的典型特征是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性和使用规模的集中。最优货币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在相关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可以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生产要素在地区内的流动，从而避免这些国家通过汇率政策工具影响价格、工资和贸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推行的“欧元”是目前最接近这一理论的例子。类似地，在数字经济中，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将转变为网络空间内的紧密连接，有学者提出“数字货币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使用特定的数字货币进行数字支付和交易的网络。
三位学者认为，与OCA不同的是，DCA的管理者未必以司法辖区为界限，DCA的用户也并非以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为基础进行联系。私人数字货币将建立新的联系和边界，国际货币竞争将变得越发错综复杂，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解构。因此，数字货币用户的金融知识储备、经济水平等都存在极大差异，导致抗风险能力参差不齐。
另外，赵建等认为，数字货币散户化交易，会导致个人投资者的情绪倾向被信息传播和叙事放大，从而使群体情绪出现“贪婪”和“恐慌”的过激情绪，在面对市场异常时产生集体失控和崩溃。另一方面，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成为数字货币市场的主体，由于不是央行监管的重点。
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之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都导致数字货币风险的碎片化。数字货币风险碎片化，不仅不会使风险因分散而消亡，反而会成为无数条风险扩散的路径，形成一串串风险传染的链条。一旦某一部分发作，很容易感染整个金融系统，对金融监管形成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