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个体囿于各式各样的既有范式和信息茧房，或为生存忙于手头事务而不得不以放松脑细胞的方式来度过自己闲暇时光，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当下的文明及其进程（如果文明有某种"进程"的话）是理所当然、唯一的。然而，正如实际发生的人类历史往往超出当时绝大多数见多识广之人的预料，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也很有可能超出现当代主流精英的想象。而以思考人类文明未来变迁为使命的科幻作品，却以某种"反事实"的思想实验为我们创造出异于"当下现实"的文明进程，让我们摆脱"当下现实"的层层迷雾和重重藩篱，体悟到深藏其下的东西。

——题记

一 引言

自《三体》收获那座招惹是非的雨果奖奖杯以来，这部小说便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赞誉者有之，称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级的高度"，以中华文明的生存经验展开了对人类命运的畅想。雨果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科幻生于西方，长于西方，在东方也找到了沃土，这是科学与想象超越国界的人类意义的最好证明。"。批判者有之，称刘慈欣这个油腻的中年直男，一贯以来便是集体主义、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拥趸，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不论在词汇表达（如purity, angelic等）还是性格描写（如程心的圣母心）无不体现了性别歧视，而且居然和美帝"小狗运动"那样猥琐的右翼分子混在一起。

《三体》引发的争议体现出：浪漫主义的"人类意义"的共同体想象是多么脆弱。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无止境的战争、左派与右派的唇枪舌战、政治正确与怀疑主义的厮杀、精英与诸众的二元对立……科学与想象似乎超越了国界，但人类个体间的纷争和社群间的撕裂也是。人类远未联结成一个整体，找到某种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方式，更未形成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意识"。

尽管《三体》已经被纳入众多阐释框架之中，但我们或许仍有必要对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进行审视，而非仅仅凭借我们的情绪或思维定式选边站队，因为这部作品涉及的问题是根本性的，起始于"元层次"的怀疑论与乌托邦性质的设想：我们平时认为"对"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称之为"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错？人类文明本身，是不是建构在一连串的胡扯之上？如果人类文明病入膏肓，无法应对终将到来的全球性生存危机，那么真正的病因在哪里？生发于各种阐释框架的质问，其最根本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

刘慈欣和那座招惹是非的雨果奖奖杯

二 黑暗森林法则的内在逻辑

作为刘慈欣最精彩也最富有想象力的设定，宇宙社会学的"黑暗森林法则"无疑是《三体》思想内核的精髓部分，是任何品评路径都绕不开的部分。

大刘假设：宇宙文明有两条基本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扩张，但宇宙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这两条公理统辖下的，是不断扩张的宇宙文明和生命体，而其扩张速度是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增长。只要文明掌握的科技水平超过了某个临界点，生命在宇宙中的扩张将异常恐怖 ，就像大航海时代以来小小的西欧诸国在两三百年间就几乎瓜分了整个世界一样。这两三百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是很短的时间，而仅有5000年左右历史的人类文明本身，也还处在婴儿时期。

处于各孤立地区的原生文明，在扩张的过程中总会相遇，这时便产生了问题：假设文明A得知了文明B在宇宙中的存在，那么A就要考虑自己此时有什么选择。大刘在进行推理时定义了两个概念：文明的善意和恶意。善意就是不主动攻击和消灭其他文明，恶意则相反。同时，相遇的文明在考虑自己选择时，必须考虑宇宙文明的两条基本公理和太空中距离和环境的尺度。

如果A选择与B交流，便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暴露自身的存在，甚至是大致方向和精确坐标。那么，即使A是善意的文明，它能否在交流开始时就判断B也是善意的呢？显然不行，因为公理一要求A以自我保全为最优先考虑要素，A必须时刻防备B的偷袭威胁自身的生存。此时，B在收到A的交流信号后，也不能将A想象成善意的，这就引出黑暗森林法则的另一重要概念——猜疑链。

根据公理一，善意的文明不能预先把别的文明也想象成善意的，所以，B并不知道A是怎么认为自己的。即使B知道A把自己也想象成善意的，A也知道B把自己想象成善意的，但A不知道B是怎么想A怎么想B的……这个逻辑链条一直向前延伸，没完没了，这就是猜疑链。

大刘认为，猜疑链在地球上可能只延伸一两层就会被交流所消解，因为人类拥有共同的物种、相近的文化、近在咫尺的距离和共同的生存环境，但在宇宙层面，不同种族的生物学差异可能达到门甚至界一级，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更是不可想象，更何况彼此之间还隔着无比遥远的距离，因而它们之间的猜疑链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那么，如果A文明发现B文明比自己弱小得多，目前对自己没有威胁，那么A可以选择和B交流么？大刘认为也不行，他以经验主义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出发，提出了"技术爆炸"的概念：不论以人类文明5000年的发展史还是以地球生命几十亿年的发展史为参照系看，现代科技三百多年的发展史都像是爆炸而非正常生长。B现在可能是比A弱小，但在收到A的交流信息后便与A建立了猜疑链。在这期间B可能随时发生技术爆炸，突然间拥有比A强大无数倍的力量——在宇宙尺度上，几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所以，即便目前B文明仅仅处于婴儿阶段，对A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

于是，文明A在得知文明B的存在后，交流与沉默都不行了，就只剩下一个选择：消灭B。

如果把这种选择推广到千亿颗恒星中的亿万文明中，宇宙的大图景也就出现了。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

尽管许多国内外读者把这一法则作为邪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嗤之以鼻或大加批判，但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法则理解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强权至上，显然是浅尝辄止了。更靠谱些的阐释将黑暗森林法则与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作比较，认为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阐释找对了思路，但似乎未能发现霍布斯与刘慈欣共同关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对这一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难题，二人提供的方案有何差异和难以克服的问题。

三 自然状态理论的内在逻辑

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霍布斯与刘慈欣生活在迥异的国度和时代，亦工作于几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但二者各自感知的社会生活经验，却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霍布斯的生命轨迹在他的自然状态理论酝酿和萌生之时，恰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动荡不安，英格兰满目疮痍、战乱不止、血流成河，教权与王权、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野心家与殉道者……各种势力的争斗似乎永无停歇，社会陷入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霍布斯本人也颠沛流离，四处流亡，恐惧如影随形，人性之恶的时时展现已不再令人感到意外，未来是一片不可预期的混沌。于是，常怀恐惧成为霍布斯理论的重要特色。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安全的需要，使得寻求和平、获得安全、消弭纷争、联合人类个体等诉求，成为霍布斯写作的重要关怀。

刘慈欣生长的国度，亦孕育了一个在绵长的五千年历史中反复遭遇灭绝大量人口的天灾人祸并一次又一次重生的民族，且在他的作品关怀形成的时期，恰亦刚刚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残酷的生存考验，并最终存活下来。刘慈欣作为一个出身并非优越，目睹过草根阶层的苦难和互害的知识分子，显然是为数不多敢于真正面对这种残酷性，并从我国本土经验中发现可贵的生存智慧的作家。

面对失序混乱的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中的个体悲惨的生活境遇和在这种境遇下个体所面临的暴死风险：霍布斯将个体的自我保全作为人的首要目的，并以"自然法"之名将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所有权赋予每个人——这样他（她）才能正当地利用一切手段保全自己的生命；刘慈欣则设定文明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而非对某种价值的践行与捍卫，作为"给岁月以文明还是给文明以岁月"之辩的回应。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可以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那么设定规则规定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属于你的，就纯属多余。可事实是，一方面人类创造和利用物质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脆弱的；另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每个人"基本"需求是变幻莫测且不断增长的，对何种状态下的物质资源才算"匮乏"、"适度"和"丰饶"有相当大的分歧。

因此，在缺乏统一的认识标准的前提下，每个人对"生存"的定义便会出现差异，即便是霍布斯提出的底线——免于"暴死"也可能遭到质疑（是一分钟后我不会死，还是我会健康地活一百岁？）。物质资源的丰饶只能是相对的，而匮乏才是永恒的绝对存在，你基于对万物的自然权利获得你认为"足够"的生存资源，必然会以我的匮乏至死为条件。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霍布斯引入了人的"激情"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似乎对应了刘慈欣赋予宇宙间各文明"不断增长扩张"的本性。霍布斯认为，人类个体的行为依据从根本上并非源自相对可描述、可预知的理性，而是激情，人是激情的动物。人类的激情包括两个具有内在紧张关系并可能引发个体之间相互争斗和敌对的方面：首先是对死亡（尤其是暴死）的恐惧——人痛切地和直接地惧怕死亡，追求生命安全和安逸闲乐，希望支配现实，却不知道具体的危险何时来临；其二是虚荣自负——人类个体天然地有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力量上比较的倾向，总是追求超越、支配他人的权势。

生存资源的绝对匮乏，使得人类个体在追求自我保全的过程中往往同时都想获取一件东西，而只要这件东西恰恰是无法共享的，超越他人的倾向便促使竞争者们变成敌人。在竞争中落败而未能达到自我目的的一方，可能会因此而面临死亡的境地——这是任何人都恐惧的；即便他（她）可能还会在别处得到他（她）想要的东西，但虚荣自负使得他（她）产生不平等的感觉。

托马斯·霍布斯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因为根据人类的本性说来，不论他们承认有多少人比自己机灵、比自己口才好、比自己学问好，但却不会相信有很多人能像自己这样聪明。 因为人们看自己的智慧时是从近旁看的，而看他人的智慧时则是从远处看的。""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类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经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作为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的权势欲，意味着能够对于现实世界实现最大程度的支配，从而实现想象同现实世界的涵摄和占有。

然而，与自然状态下的激情导致的不平等感同时存在的，是人类个体在自然能力上的平等，这使得产生不平等感的人类个体往往会有采取实际行动打破不平等的动力，而非安于现状。这种自然能力的平等，体现在身心两个方面，但并非人类个体天赋的完全等同，而是不同的个体在达成同样目的的效果上的可能性。

在身体方面，霍布斯承认人类个体间的体力差异，但他同时认为，即便是最瘦弱的人，也可以通过偷袭、密谋和联合他人杀死最强壮的人；在智力方面，霍布斯认为它并非一种天生的能力，而是习得的经验——在理想情况，即每个人具备相似的生活环境的条件下，相等的时间就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事务中获得相等分量的智力。换言之，既然每个人都恐惧暴死，每个人杀死他人的能力或潜力是平等的，那么不论强者还是弱者，都有同样的可能性，或杀死对方，或横死对方之手。

人的自然能力平等，往往被简单认为对应了黑暗森林法则中的"技术爆炸"假定，但自然状态理论与黑暗森林法则的微妙差异在于，它并不仅仅着眼于生存资源绝对匮乏假设下自我保全的需要造成的强烈排他性，而是将人类个体间争夺生存资源的争斗看作自然能力平等与达成目的的希望等同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个体普遍担心自己沦为他人扩张的牺牲品这一心理上，霍布斯和刘慈欣达成了高度的一致。霍布斯认为，人性中存在相互猜疑的倾向，因为人类个体所处的境遇不同，彼此的欲望和动机也相异。当人类个体因希望达成的目标相同而相遇，语言、文字、手势等表意方式的欺骗能力使得毫无顾虑的合作变得不太可能。面对这一情况，理性的方法虽能提供理论知识，但无法告知他人的内心意图；经验的方法与个体的激情和欲望紧密相连，人类个体习惯于凭借自己的动机来判断他人的想法，难以分辨哪些人真心相待，哪些人包藏祸心。于是，人类个体只好时刻猜疑他人，陷入彼此的疑惧，形成某种充满恶意的空气。

猜疑链

霍布斯认为，在相互猜疑的空气中，为自保而先发制人，利用暴力或欺诈除掉威胁自己的人，是明智的，没有善恶之分，因为自然状态下并无公共道德。这使人想到刘慈欣笔下的黑暗森林法则："毁灭你，与你何干？"。猜疑链的无限延伸或许会被交流消解，但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类个体对他人的强力行动超出了自我保全的必要，那么其他人便很难安分守己；只要人人都期待自己在于他人的某种比较中获得较高的估价，或感到自己被贬低，自然就会设法强使轻视者改变自己的想法。

于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便不可避免。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 地貌的知识、 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 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四 殊途同归——孤独的个体如何共同生活

正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究竟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是对一定的历史事实或社会现实的解释，一直争论不休一样，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亦产生了类似的争议。事实上，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作为读者的我们应选择何种坐标系审视自然状态理论、黑暗森林法则对我们的意义，以何种理路探寻二位作家共同关注的问题——"霍布斯—刘慈欣问题"，并以何种方式将他们的问题映照我们自身。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论述始于人类个体的人性假设："人类贪婪的假设，它使人人都极力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自然理性的假设，它使人人都把死于暴力作为自然中的至恶努力予以避免。"。在这种人性假设主导下的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行为，无疑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因为自我保全和在与他人的力量比较中占据优势地位是所有人类个体都同时具备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自我达成便意味着一定范围内他人的失败。人类个体在相遇与相聚，进而产生交往时必须时刻防备他人，以他人的行为为指向制定自己的行动纲领。人类语言等表意行为的欺诈可能，又使得人与人彼此猜忌和不信任——这种心理与排他性的自然权利一起，塑造了自然状态中人类个体与他者的隔离状态。

人类的无形的心之壁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中被具象化为AT力场

人类个体在这种状态下无疑是孤独的，因为在不得不与他者打交道时，焦灼、不信任和支配的渴望笼罩了他（她）的内心，使其无法找到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联结点，陷入与他人近乎永无止境的竞争、相互欺骗乃至厮杀之中。这可能并非由于人类的天性中有某种社会性，而是由于自然状态中生命历程的不确定性使得孤独的人类个体的内心处于永恒的不安之中，进而对未来产生恐惧，对与他者的共同生活产生恐惧——恐惧的人就是孤独的人。

列奥·施特劳斯曾写道："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观念是以既拒斥古典派，又拒斥习俗主义为前提的，因为他否认有某种目的、某种至善的存在。于是他将自然的生活等同于'开端'，亦即由原始的欲望支配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这一开端有着缺陷，而那一缺陷要以公民社会来救治。"

霍布斯并不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某种自然社会性，有通过合作形成城邦以追求共同生活的至善的本性。他也并不认为人类真正有序、稳定、可预期并持续较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发端于人性之善，人因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目的和对上帝的原罪才生活在社会之中。相比形而上的人性善恶论，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构建，更多地来自人类个体内在的社会经验——人似乎是没有什么本性的，有的只是社会经验所带来的恐惧，彼此都是带着面具的机器，深不可测。

霍布斯原本就没打算以一种存养人性的解释路径建构自然状态，而是通过拆解古典田园牧歌以及传统上使共同生活的世界成为可能的"人为权力"，让孤独的个体破茧而出，但同时保留了人类个体对原有的生存经验记忆。降生、家庭养育、朋辈群体等等一切原生的社会关系都在他们孤零零的存在面前失去了实质意义，因为这种种关系中足以与正当理性对抗的人类激情使得即便眼前是和平这和平也是脆弱和不稳定的。构成他们孤独的是面对自身死亡的"决断"，"一种面向无限未来的孤独焦虑"。人类个体在自然状态中的存在不再依赖于家族、村镇或其他团体，而是以自然权利为依据构成一种更为普遍的，个体对一切他者的关系，以实现人类生活方式的转换。

在这样的意义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便意味着某种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范式的转变。自然状态作为横在人类个体与世界之间的重启按钮，稀释和解体人类既存的生活方式。按下它，过去失效而未来重新开始，一个奇点性的事件便发生了——人类必须面对"孤独的个体如何共同生活"这一难题。

在《三体》中，这个重启按钮由叶文洁按下，她在雷达峰的红岸基地发出了人类向宇宙的第一声啼鸣，直接造成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的相遇，使人类第一次作为一个宇宙文明暴露于黑暗森林之中。这一事件将人类文明置于在当时的文明程度上不可逆转和重复，且随时可能在尚未知晓缘由的情况下毁灭的临界状态，因而无疑是一个奇点事件。

雷达峰峰顶的叶文洁

尽管颇经周折且并不完全，但人类社会在那样历史性的奇点事件中最终整合成了一个异于他者的存在，并且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有相当多和相当关键的人意识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人类个体尽管拥有自由意志，但已非黑暗森林角力场里的角色，而成为以星球或星舰为单位的文明体的一部分，在个体生命与星球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候，维系星球文明应成为优先选项。意识到自己身处黑暗森林中的人类，同样面对着"孤独的个体如何共同生活"这一"霍布斯—刘慈欣问题"，只不过，个体被整合到了宇宙文明的层次而非简单的个体生命体。于是，新的难题产生了。

正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的建构源于人类个体在奇点之前的世代积累的残酷的生存经验，黑暗森林法则本质上也并非先验性的存在，也需经历残酷的生死考验后才能真正成为奇点后的那个世代回答"霍布斯—刘慈欣问题"的质料。然而，在宇宙尺度上，人类作为一个文明体在三体文明入侵前并未真正经历过没有任何外部救援的超级灾难——在稳定的恒纪元里，人类文明在地球的摇篮里过着和平舒适的日子。

构成人类文明主体的大众，渐渐形成了以程心为符号的，将爱、和平、交流和融合等奉为圭臬的主流价值。具有某种英雄意味的罗辑，反倒被喜怒无常的人类个体民众反复地在利用之后无情抛弃和践踏。英雄与历史的纠结和精英与大众的分裂，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自我阻碍，以及被自然状态的幽灵无情拆解的命运。在由一个道德空间抽身进入另一个道德空间时，更为根本的生存经验与形而上的美好价值发生冲突，扭扭捏捏的侥幸心理和大义凛然的殉道情怀，都在以人类过去的经验审视新的宇宙。然而，宇宙不是童话。爱、和平、交流与融合固然珍贵，但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被众人讨厌的维德

黑暗森林奇点按钮的按下或许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人类重新上路却无比艰难。我们将往何处去？我们将以何种方式才能继续向前？我们将秉持怎样的信念踏上征程？这些疑问的解答或许取决于我们对"霍布斯—刘慈欣问题"，即"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回应，取决于我们对整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决断。虽然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和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有极高的相似性，但二人对提出的共同问题，却有着迥异的回应。